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8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审查中如果认为某一地方性法规确系违宪，并且认为其他地方性法规可能存在同类问题，可向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发出督办函或者抄送单，要求各制定机关自查自纠，以期在审查处理中实现审查效力的普遍性。[38]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李忠夏，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3]第二种研究进路侧重于对两者之间衔接关系的观察，探索经由备案审查撬动合宪性审查的发展和完善的路径。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带有很强的程序性，参与主体十分广泛，这也为其他机关如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解决违宪问题预留了空间，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宪法权威的职责。[30]参见杨泉明：《论违宪制裁》，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第2页。[16]2023年1月30日，笔者使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以合宪性审查展开篇名检索，显示在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发布以前，共收录36篇文章，而此后则有302篇文章。

[24]参见郑贤君：《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属性》，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5期，第88、97页。[59]具体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审查地方性法规时，可在审查研究和审查处理两个阶段促进审查效果的普遍化。需要法律干预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应当是那些给个人尊严和自由带来威胁的行为。

52如果完全按照隐私政策调整网络服务者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此种私法自治理念就会变成网络服务者侵害信息主体权益的工具。72格式条款接受方通常存在下列非理性的行为：(1)不阅读格式条款。34理性人假设认为，民事主体是强而智的人，是具有充分的理性和意志的、能够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当合同各方当事人对格式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时，确定格式条款的含义也是平衡格式条款当事人利益的重要路径。

1隐私政策不仅是网络服务者履行关于信息处理的告知义务的规范载体，还是信息主体同意信息处理行为时的对象。其二，隐私政策不利解释的本质在于平衡网络服务者与用户之间的利益。

2.有限理性人理论是运用格式条款规则限制私法自治的理论基础格式条款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例如，向用户过度索取信息的条款应当是绝对无效的。2.关于网络服务者的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网络服务者履行提示义务的主要方式是将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文本加粗、加下划线，从而将其突出显示。8还有学者将致困原因归结为信息不对称、非理性决策和多环节的数据流通。

关于隐私政策的法律性质，理论上存在着企业自律说与合同说两种观点。(三)运用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对隐私政策争议条款进行解释《民法典》第498条规定了格式条款解释规则。行为区分说适用的关键在于区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行为区分说指出了信息区分说的缺陷，试图通过区分行为类别，为同意规则的区分适用提供确定的标准。

因此，隐私政策条款关于收集非必要信息的条款可能违反等值性原则。网站的承诺、用户对网站的使用以及个人信息的提交都足以作为支持合同义务的考虑因素。

隐私政策若仅为企业自律准则，就不需要用户的同意。二是在隐私政策中过度使用显著标识。

77通过参考《个保法》的相关规定，梳理网络服务者制定的隐私政策，笔者主张从四个维度界定重大利害关系条款。17有学者指出，对敏感信息的判断主要是价值判断，缺乏明确的衡量依据。一方面，在动态同意说之下，网络服务者所获取的处理个人信息的权限可能随时消灭，这种不确定性制约了个人信息利用的效率。无论是告知行为，还是同意行为，均属于知情同意规则的调整对象。后者则一般属于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此时，个人信息自我控制仅仅表现为关于同意或者拒绝全部隐私条款的选择权。

一是区分涉他条款与普通条款：前者涉及第三方的信息处理行为，属于重大利害关系条款。在理论上，未履行提示义务的情形包括两类：一是在隐私政策中未对相关条款文本进行显著标识。

黑名单、灰名单制度不能穷尽所有的关于隐私政策条款无效的情形，86因此，判断隐私政策条款的效力还需要法律原则的指引。19总之，敏感信息的不确定性与区分同意的方案的缺陷都表明，信息区分说不足以纾解隐私政策的知情同意困境。

敏感信息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从等值性的角度看，有学者主张服务换信息的个人信息对价观，95即用户提供个人信息以换取网络服务者的免费服务。

22因此，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触及人格尊严和影响人格自由发展，决定了该行为是否应当受到《个保法》的干预，以及是否应当针对该行为适用知情同意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若触及人格尊严和影响人格自由发展，则必须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或具备其他合法情形。这会产生两个效果：一是网络服务者的服务成本显著提高。然而，动态同意说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动态同意说下的随时退出机制的本质是赋予信息主体撤回其同意的权利，并非对同意规则的创新。

35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知情同意规则也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之上。基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信息优势和缔约地位优势，格式条款天然地具有利益偏向性。

《个保法》第29条规定了，处理敏感信息应当采取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的方式。例如，《携程隐私政策》授权携程及其关联公司、业务合作伙伴共享用户的注册信息、交易与支付数据，并允许携程及其关联公司、业务合作伙伴对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和进一步商业利用。

如果从一般人角度看格式条款不存在歧义，则法官应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第二，动态同意说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区分同意的方案需要设定单独同意模式，这要求网络服务者针对每项敏感信息单独设置同意模块。告知、知情与同意之间存在着因果递进关系，充分告知是有效知情乃至有效同意的前提60具体理由如下：第一，隐私政策是网络服务者与用户之间订立的合同。无论是告知行为，还是同意行为，均属于知情同意规则的调整对象。

需要法律干预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应当是那些给个人尊严和自由带来威胁的行为。对信息区分说缺陷的批评同样适用于行为区分说。

然而，这一进路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行为区分说毋宁是判断是否需要获得用户同意的标准，而非判断不同的同意方式的标准。隐私政策作为网络服务者单方拟定的条款，具有不可协商性。

19总之，敏感信息的不确定性与区分同意的方案的缺陷都表明，信息区分说不足以纾解隐私政策的知情同意困境。当双方对隐私政策中关于收集非必要信息的条件、范围和方式等事项的条款产生争议时，法官应当作出不利于网络服务者的解释。